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及的有关方面拟出台的法规规章、重要政策和重大举措[5]，凡涉及宪法有关规定如何理解、如何适用的，都应当事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这一讲话精神高屋建瓴，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高度科学地界定了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对于切实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起到了明确的指引作用。

二、数据开放范围行政裁量权的实践问题 服务行政的多样化、及时性客观上要求政府在数据开放上有较大的裁量空间，从实践运行的角度来看，行政裁量权则涵盖了从数据开放事前准备到事后救济的全过程，在开放的内容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数据开放目录制定中对数据资源分类的裁量权。[29]但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在于，政府实际上通过数据开放目录拥有了数据开放必要性的判断权，得以直接决定具体数据的开放与否。

[3]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实现对数据资源开放的规范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响应号召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和制度构架上进行了初步探索。（一）开放端的裁量范围缩小：重点领域法定开放 数据开放的定位和特征决定不能简单地将裁量权完全消灭。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于2021年12月发布了《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网络数据分类分级指引》，对涉及个人和组织权益的一般数据根据滥用的危害程度划分为无危害轻微危害一般危害严重危害四个安全级别。在固化标准的前提下，数据处理技术可以替代政府进行从数据输入到数据产出过程的操作并自主把关，政府可以从操作者转向监管者角色，其主要任务便在于对输入数据的评估和对产出数据的审查。即便在不能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方式进行救济的现有前提下，也应当保证权利人拥有向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申诉的权利，以起到对裁量行为理想的监督效果。

同时由于脱密脱敏处理具有一定专业性特征，对于具有较大规模或较大社会影响的数据安全评估审查，还可以考虑引入专家论证等程序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See The Open Definition,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http://opendefinition.org/,Visited on March 1st,2022. [38] 汪锦军：合作治理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05页。（三）合宪性解释的制度瓶颈 可以说，普通法院所进行的合宪性解释是对法院实施宪法之义务的一种回应。

但现时情况是，违宪审查（今天的合宪性审查）在我国的制度化方向，是审查机关（并非审判机关）与其他机关（可以是审判机关）之间的连接、互动与合作，[61]这应该容许我们有不同的想象。[77]就此而言，具体审查绝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具备了基本的规范基础，甚至包含了一个明确可行的制度建设方向。[79]陈道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7期，第108页。本文集中于评估具体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以及制度空间，出发点也在于坚定地拥护并践行上述务实、坚韧、同时保持创意的学理路径。

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司法方法，在某些情形下、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化解争议。某种意义上说，成功的合宪性解释就是一次多赢的操作：立法机关的权威免于被正面挑战、宪法的最高位阶得到总体维护、法律适用的完整过程仍由司法机关来掌控。

很遗憾，这种另行限制没有交代任何合理的理由，令人高度存疑。[59]为什么解释法律被列为宪法监督的一种，不得而知，童之伟教授的文章没有特别交代。[5] 我国《立法法》于2000年通过之后，理论界尝试着将我国的审查模式嵌入比较研究的框架和图谱之中。[52]参见黄明涛：《最高人民法院与具体审查——合宪性审查要求权的制度建构》，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1期，第70、77页。

[16]韩大元教授较早地对完善我国宪法解释程序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于2009年就撰文介绍了其设想中的《宪法解释程序法》的主要内容与框架。英国议会当然地位崇高，在法律上优越于其他机关，也拥有除单纯立法之外的其他权力，但并无违宪审查这一项业务。宪法监督的中国模式，是在强调中国的宪法监督的规范依据、制度架构或实践特色与域外主流之差异的语境下偶然出现的应激概念。王旭：《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须重视制度存量》，载《学习时报》2015年8月20日第004版。

[73]参见英国1998人权法第19条（19 Statements of compatibility）。[49]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39页。

就我国而言，《宪法》、《立法法》等为具体合宪性审查提供了基本的规范依据、乃至规范要求。例如，法律法规资源已清晰且充分，那么，很可能无需宪法出手，比较法上也都有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63]等司法原则或司法技术。

当然，不止是对法院意义重大，从案件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若是诉诸宪法以求伸张基本权利，那么，从合宪性解释之中，是能够获得实质性的保护或利益的。[74]这种嵌入立法程序中的额外程序与国内有学者所呼吁的统一审议法律草案中的合宪性审查是极为相似的，是作为立法程序之组成要件的立法审查。具体审查是相对而言更需凝聚理论共识的审查类型，这也是展开基础研讨的意义之所在。（二）人民法院的宪法实施义务 我国《宪法》第128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齐案批复之废止被过度解读的大背景下，这是谨慎而又坚定地深挖本土法律资源的一种努力。（二）具体审查在我国的教义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基本上从比较法的视角来认识违宪审查制度。

[44]不过，回到合宪性审查的视角，我们也要谨防备案审查与合宪性审查之间的概念混用或概念混同。以德国为例，《联邦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和《宪法法院法》第13条第6项、第76至79条规定了抽象规范审查程序。

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制定机关如修改、废止相关规范，就不能与具体审查程序相容。所以，其实不存在能否形成此种认识的问题，只有一旦形成该怎么办的问题。

其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严格意义之法的英国宪法并无形式上的集中辨识度和高级地位，这就使得搜寻违宪审查的审查基准在技术上不可能。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当前依稀可见的理论景象。

摘要:  推动合宪性审查在我国的进一步制度化，不能遗漏具体审查这种审查程序。参见范进学：《非解释性宪法适用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74页。[84]当然，凡是立足于宪法监督之现有框架且不违反本质规范的严谨思路与方案，在现阶段的讨论中都应当得到热忱欢迎。此书中文版根据德文第6版（2004年出版）译出，其中所含统计，反映了截至当时的情形。

其一是理论上、原则上的禁锢。四、结语 从宪法监督到违宪审查，再到合宪性审查，所谓违宪的问题，国人已经接近于完成观念祛魅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的学理讨论之中，概念分歧逐渐收窄，制度建设的程序细节、方法要领以及不卑不亢的域外借鉴成为了焦点议题。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违宪审查机关（这里尤其指集中审查机关）也不得不接受与司法机关分享作为宪法守护者的角色。不论如何，在表面上看，审判机关并不是没有转呈违宪争议的合法渠道。

朱学磊博士在点评英国的一致性声明程序时，采取更广义标准，认为这是体系化的权利保障新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比较中肯的看法。[25]在实践中，意大利宪法法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接受并处理来自其他普通法院——民事、刑事和行政法院——的审查提请。

本文认为，在具体审查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遭遇任何源于机构属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机关，也是监督机关，或者——在并非严格用语的情形中——也可以是其他什么机关，关键在于，其行使何种具体权力。相关国家机关并不是缺乏发现规范冲突的能力，而是由于现有的制度环境使其无法将所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审查建议。当然，对于审查程序是否可以引入案件诉讼参与人以外的主体的意见以供审查机关参考（如其他国家或地区普遍流行的法庭之友制度），不妨持开放态度。

[83]于文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职责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第59页。[47]参见范进学：《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之问题辨析》，载《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第68页。

[76]朱学磊：《弱司法审查是中国实施宪法的蹊径吗？》，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4期，第121-122页。[74]A Parliamentarian's Guide to the Human Rights Act 8(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 2010). [75]于文豪教授指出，立法过程中对草案文本的审查属于立法程序的一环，称之为立法审查可能比合宪性审查更为妥当，尽管也不能否认这种内部审查对于实施宪法的意义。

[51]2000年，《立法法》通过，是备案与审查制度在法律层面真正意义的确立，其中所包含的合宪性审查的要素，使得合宪性审查与备案审查在中国交汇。[12]参见朱福惠、刘木林：《论我国人民法院的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提请权——以立法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为视角》，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16页。